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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的斗争，尖锐而复杂，部分国家和地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加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间谍情报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上升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继续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同时，更加重视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途径，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对华开展间谍情报活动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早在中美恢复接触后的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内设立了“北京站”。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北京站”的人员规模和活动能力不断提高，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现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大的海外情报站之一。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国防情报局（DIA）、国家侦察局(NRO)等机构，也是美国开展对华间谍情报活动的“主力选手”。其中：国家安全局与国家侦察局主要进行技术情报活动，分别通过电讯截听、网络监控、卫星拍摄等手段，搜集敏感情报；而国防情报局的搜集重点主要集中在涉华军事情报领域；至于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是美国最主要的反间谍机构，长期以来不仅招募策反我驻美人员和留学生，甚至还使出“钓鱼执法”等不光彩的手段，大抓所谓的“中国间谍”。

另一个老牌情报强国英国在对华开展间谍情报活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英国两大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和秘密保安局，也就是俗称的“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在港活动频繁，大家在香港警匪片中经常听到的“政治部”，其实就是隶属于秘密保安局的本港情报机构，惟一的目标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只是在名义上撤离了情报人员和侦察设备，不少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员仍然以各种身份潜伏了下来，以英国驻港领事馆为据点，对中国大陆进行各种间谍情报活动。现在的香港礼宾府，原为香港总督府，在香港回归之后，多次发现专业窃听器，其中甚至还有香港回归之后安装的，为防止被窃听，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的重要会议，有些还要改到深圳举行，英国情报机构的“能量”之大、活动之猖蹶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近邻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前，是对华进行间谍情报活动最成功的国家，而且这个“最成功”没有之一。二战结束后，日本原来的情报机构全部被解散，但随着美国对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政策的持续松绑，以内阁调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公安调查厅为代表的新的情报机构先后成立。由于国内政策的限制，相较于直接派遣情报人员的方式，日本更愿意使用“官商结合、官民结合”的办法，以经商、考察、旅游等名义，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搜集汇总、分析研判涉华情报资料，从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当然在对华技术情报活动方面，日本更是当仁不让，不仅利用地面监听站和间谍飞机分析破译中国的各种军民用电子信号，还通过情报合作机制，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交流分享涉华情报成果。

此外，俄罗斯、印度、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对华间谍情报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其实，无论是哪国的情报机构，最感“兴趣”的情报也无外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其中政治情报与军事情报一直都是重点目标，而经济情报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

政治情报，特别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央重要会议的精神、中央领导的内部讲话、外交政策方面的具体内容向来是各国情报机构的搜集重点，他们声称“搞到中央文件，那是无价之宝”，并规定了优厚的奖励办法，所窃取的资料时效性越强、密级越高则报酬越丰厚。原正部级单位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1990年被境外情报机构策反，并接受境外情报机构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活动经费，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窃取、提供数百份涉及我政治、经济、外交、对台工作的机密文件，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2006年被依法判处死刑。此后佟达宁间谍案也被作为典型案例拍摄成保密宣传片，以警示教育全党的中高级干部。

而在军事情报方面，不仅包括军队的编制、训练、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也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实际应用。近年来，境外情报机构以中国新型电子信息装备为重点，持续进行窃密活动，2003年被我破获的刘兵、龙向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刘兵、龙向京原为电子科技集团第54所工作人员，两人在工作中相识并很快发展成情人关系，2002年春节刚过，刘兵奉命押送该所最新研制的军用通信装备前往参加演练，途中被间谍郭某盯上，郭某先以物质引诱，取得刘兵的信任，刘随即将携带的60多页的绝密资料交给郭某复制，郭某随后以感谢为名邀请刘、龙两人出国旅游，后两人正式加入境外间谍组织。回国后刘兵伙同龙向京疯狂盗取该所涉密资料，并通过互联网和出国交接等形式送出，2003年11月国家安全机关在发现可疑情况后将两人逮捕，当场查获尚未送出的涉密资料86份3288页及大量活动经费，2004年两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和佟达宁间谍案一样，刘兵、龙向京间谍案也被作为军工科研系统的典型案例拍摄成了保密宣传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外经济合作项目的日益增多，境外情报机构或亲自出马或委托代理人，伺机刺探我经济情报，稍有不甚，就会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2003年开始，香港居民王某某受某国某“商务公司”委托，开始搜集我国第三代核电站建设方面的情报信息，某“商务公司”按月向王某某支付月薪并约定将于事成之后另行支付450万欧元佣金。在高额佣金的诱惑下，王某某通过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副组长蒋某某、广东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沈某某打探我国第三代核电设备招标方面的情报信息，其中绝密级3份、机密级3份、一般情报4份。案发后，王某某、蒋某某、沈某某等人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治不亡乱、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仍然任重而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日趋上升，加强反间谍工作、反制部分国家和组织倡狂的窃密与颠覆活动，已经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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